上海的金枝玉叶

女人的化妆之风始于何年，实在无从考证，不管何时何地，不管财力如何，女人要扮美自己似乎也应该算是天经地义。今天的女孩是这样，昨天的小姐也是这样。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是小姐们共同的爱好。
　　在梳妆台前，梳妆盒里，有一盒雪花膏，有一个粉盒子，有一罐口红，还有一瓶香水。虽然那时的化妆品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但是中西合璧的装备，已经让小姐们信心大增。你看，云鬓轻扫，浓妆淡抹，倏然间，一个寻常女孩变得亭亭玉立了。这就是化妆品的魅力20世纪30年代，化妆品已经蛮多种类和品牌了，这些都是经历了半个过世纪的风雨还得以保留下来的东西，它们有的在主人的垃圾堆里，逃脱了几次抄家的厄运；有的被当作宝贝几经年辗转，由收藏家高价收藏。那么，当年的小姐们是怎么化妆的呢？在没有粉条、粉底霜的年代。香粉是小姐们修饰容颜的基本材料，所以，小姐的梳妆台上最多的大概就是粉盒了。当年如果要送给小姐的礼物，那么香水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今天，知道安利洋行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当年小姐们趋之若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惠罗公司，不少老人还记都得，那是女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品牌的化妆品，顶级的是只有少数人用得起的"伊黎莎白雅顿"；让大都数人印象深刻的是密丝佛陀，这和它的广告效应恐怕不无关系。翻开当年的生活杂志，"密丝佛陀"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广告。来自美国的品牌，打出了好莱坞明星的招牌，确实让不少太太小姐为之心动。
　　当然，国产化妆品也不甘示弱。到40年代国内化妆品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价廉物美又是它最大的竞争优势。那时就有专家在杂志上谆谆教导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地挑选化妆品，不要一味地崇洋媚外，大有和进口化妆品叫板的味道。
　　
文胸

20世纪30年代是西风劲吹，市面繁荣的时代。摩登女性的服装已不局限于旗袍一种了。通过报刊杂子杂志和欧美电影等媒体的宣传介绍，千姿百态的西式服装传进了上海。摩登女子必须根据不同的场合、季节和服饰来选择不同的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胸针等饰物。于是、金银首饰，珍珠翡翠，就成了太太小姐们分外垂青的收藏。这些来自不同的小姐闺房的首饰盒，大概也就是当时小姐们身价的体现了。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电影明星还是普通百姓，身上都平添了许多饰品。
　　说到当年的首饰，就不能不提"老凤祥"。1852年，在南市小东门方浜路上开了一家上海最大的自产自销金银首饰店---老凤祥银楼。此店招牌一挂，立即顾客盈门，生意兴隆。1930年，"老凤祥"迁到了南京路。太太小姐们便接踵而至。中国人买首饰向来有这样的目的，一为装饰，二为保值。老凤祥的金字招牌，自然满足了人们这样的需要。
　　在那个对金银饰品非常向往的年代，老凤祥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值钱的，因为那里嵌着金子，而金子就是金钱，而且是可以带给人美丽的金钱。在女人的饰品中，实在不只有首饰。她全部的装备应该还要加上各种大小不同、质地不同的包袋；还有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只是为了装饰的扇子和阳伞。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小姐们必备的行头。带着这些行头，当年的小姐们袅袅婷婷地出门了。走过了青春岁月，也留下了青春的倩影。当我们又在今天的舞台上看到这样的装扮时，我们知道，时尚是一种轮回，美丽是一种永恒。

　　看看３０年代的明星照，大都是着旗袍的。

　　旗袍，旗人所着之袍也，是满族人的服装。３０年代初，敢于领服装之先的上海时髦女性不断将旗袍进行改良，旗袍的下摆逐渐收敛，由斜线变为直线，腰身及袖口相应缩小，长度缩短至小腿，为便于行走，下端衩高至大腿，整件旗袍紧紧裹着身体，充分显示了女性的曲线美，尤其使隆胸丰臀的女子更显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

　　旗袍不仅对于身材的要求很高，而且对举止、步态也有很高的要求。现在的女性举手投足幅度很大，太有锋芒，就很难将旗袍穿得好看。

起先，上海妇女将旧式的长裙加以改造，成为长马甲（亦称旗袍马甲），上身仍是短袄。１９２６年，长马甲与短袄合二为一，便成为东方时装的典型--旗袍。可以说，旗袍是上海最早的妇女时装。

　　不过，同是一袭旗袍，花样却是年年在变化。初行之时，旗袍长及脚踝。１９２７年，有些时髦女子想提高旗袍的高度，有怕遭到守旧派的非议，便一面将旗袍做到小腿肚以上，一面又在旗袍下摆钉上三、四寸长的蝴蝶裥。

１９２８年，旗袍进入新阶段，长度缩短到膝下两寸许，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极便行走。其后，旗袍流行的长度几乎年年有变化，时长时短。与之相应，旗袍流行的长度几乎年年有变化，从阔大的中袖变到短袖，又从短袖变成马甲袖。

　　三十年代初，经交际花薛锦圆女士提倡，上海妇女又时兴在旗袍四周滚上一圈花边。１９３３年，电影明星顾兰君首先在旗袍左襟开叉，连袖口也开了半尺长的大叉，一时摩登女性竟相仿效。嗣后，叉越开越高，一直开到大腿根。因为开叉的关系，旗袍里面又盛行衬马甲。同时，旗袍的腰身也越做越窄，完全贴身，将全身的曲线充分显露于外。

　　物极必反。１９３５年后，经交际花陈玉梅、陈绮霞两姐妹的提倡，旗袍又流行低叉，袍身也越来越长，甚至长及地面，连鞋子都看不到了。不过这种式样走路太不方便，不久旗袍又时兴将长度与边叉适当提高。

　　旗袍流行的式样不断变化，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当时就有人说："长了改短，短了加长，老是这一套花样。十年前你认为不合时的旧衣服，可能在现代的潮流里加以改造，成为一件最摩登的衣服。"

　　妇女冷天穿的外衣，最早是盛行绸面的斗蓬。１９２７年后，模仿西洋妇女装束，改穿大衣。于是大衣日益流行，老式的斗篷则被淘汰了。三、四十年代，还曾流行过绒线外衣。这是近年来上海流行的内衣外衣化的发端。

　　至于妇女流行穿西装裤，则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情。

上海文化是一个另类存在

上海这几年一直在刮“怀旧风”。这里所怀的旧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是旧，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旧，是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代表的海上旧梦。上海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开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另一种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这两个传统的区别是很大的，形成了上海两种历史传统.

所谓“怀旧”，怀的就是二三十年代所代表的那个传统。之所以怀旧，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上海的怀旧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怀旧不同，欧洲或美国的怀旧通常怀的是中世纪贵族传统的旧，前现代生活的旧。西方的怀旧蕴涵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的反叛。而上海的怀旧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这与西方形成很大的反差。其原因是和上海1949年后那一传统有关系，“怀旧”是希望把上海历史中具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1949年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
　　
　　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松江府上海县，再到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现在的上海专指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开埠的上海，这以后的上海才慢慢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但上海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
　　
　　上海的经验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它使得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分析模式，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模式通通发生了问题，这样的二分模式用来研究上海的文化传统显然相当无力。
　　
　　上海在中国是洋化、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她很西化，上海就是“西方”。上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尤其是在近代，是作为一个另类存在的。在过去，上海与中国这个概念是带有某种冲突的，上海意味着“去中国化”。
　　
　　“上海人”和“中国人”有时候也是一对冲突的概念。清末，上海有个地方贤达李平书去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很欣赏他，临走前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不像一个上海人。”这是李鸿章对李平书最高的评价。这个评价在今天依然如此。上海身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另类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有浓厚传统情结的人，往往认为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充满污泥浊水的地方，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讲到上海就颇为不屑。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上海是最堕落的地方，十里洋场，各种腐败真是很可怕。可见上海对许多传统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我族类”、完全被洋化的地方。
　　
　　但对西洋人来说，上海却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很东方化的城市。我再举两个例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被大量廉价地印制，贴在各色各样廉价的餐馆、咖啡馆、酒吧里，人为地营造出一种所谓怀旧的氛围。通常这些月份牌里都印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上海少女，这些少女通常是这样一个形象：比如说她们有时是做一个广告，推销一辆自行车。这些少女穿着短袖的运动衫，运动短裤，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这幅画里反映的这样一种少女形象，你说她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如果说是东方的，这样带有青春气息的精神状态显然不是中国的仕女形象而是西方的；但她偏偏又是黄皮肤黑头发，又是一个东方人。像这样的一个景观，我们常说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完全不能分析。
　　
　　再如，当今上海最著名的地标———新天地，它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凡是到过新天地的人都发现，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在新天地完全被解构了。新天地是根据上海的石库门民居改造的，它整个外在的结构完全是东方的。但当你走进去，你发现里面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与纽约和巴黎的没什么区别。
　　
　　特别有象征意义的是新天地那家星巴克。星巴克是一个全球化的连锁咖啡馆，里面卖的产品、经营的模式，整个流程和其他地方任何一个星巴克都一样。新天地里的星巴克是把两座石库门打通，故意营造出一种石库门的氛围。这种石库门模式就把我们过去所说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模式打破了。这也就反映了上海文化的底色所在。事实上，石库门本身也并非纯粹的本土建筑。石库门产生在太平天国时期，长毛来了，江南农村的地主老财在乡下呆不住了，纷纷带着细软逃到上海的租界，家里有点小钱怕盗匪来抢，就仿造乡下的深宅大院盖起住所。但上海在那时已是寸金之地，他们不可能像在乡下一样把房子盖得很大很大，有什么二进三进四进。既然不能在平面扩展，只好向天空扩展，于是就有了二楼三楼。他们仿造西方的连排屋，把房子一座座排列起来，形成一个个弄堂，这就是上海的石库门。
　　
　　石库门可以说是上海民居的典范，即使是典范，它也渗透着西洋建筑的一些元素。这也就说明，在上海，哪怕是被认为是本土的建筑，从根本上说都不是纯粹本土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洋化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风格在上海却得到了融合。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西客站的建筑一直受到建筑界、舆论界的批评，说它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为什么呢？它本来也想来个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但它这种结合是一种拼凑式的，一个西洋的底座戴着一个大檐帽———中国的琉璃瓦房顶，这就使东西方两种元素在北京这些新建筑里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和紧张。但在上海，从历史到现在有很多建筑，特别以新天地为代表，都把这两个元素融合在一起。这是上海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即融合中西的传统。这与上海开埠以后的自我认同有关系。

西洋老家具，追忆逝水年华的引子

西洋老家具在上海成为收藏热点的原因，是因为上海人对曾经有过的繁华世界的一种深情怀旧的结果。他们的怀旧，是因为上海毕竟有一个值得他们骄傲的过去。它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而是早就深埋在心底了

　　卖的就是“老皮壳”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在这一行里干得最早。”在上海虹桥地区一家西洋老家具商店里，老板周立民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周早年闯荡北美从事贸易，回国后染指房地产，轻松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时，他发现西洋老家具在上海还是个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而上海的文化人和实业家后代对它们怀有一份说不清的感情。

　　市场潜力，一半来自需求，另一半来自文化背景。于是周开始涉足这一行。十几年来，经他手卖出的西洋老家具不计其数。“上海滩最时尚的饭店如上海老站、东海堂、杜公馆、尔冬强工作室、泰康路艺术中心、张信哲开的‘三千院’等，都由我提供老家具。陈逸飞工作室里有两扇大门你记得吗？”

　　我当然知道，陈逸飞在泰康路艺术街的工作室里，有两扇极笨重的柚木大门，被陈逸飞用来装饰一个壁橱，里面放着他做的陶艺。大门有双面工，花纹繁复，是整个工作室的亮点。

　　“这两扇门就是从我这里拉出去的，它们是从上海交响乐团老房子里拆下来的。一共有四扇，另外两扇被一家酒店老板拉走，用来装饰他的酒吧。”

　　哪里有老房子拆迁，哪里就有周的身影。他从以前法租界、英租界内的老洋房里，以及锦江饭店、和平饭店等处淘来颇有些年纪的老家具，拉到自己的工厂精心整修，再接受识货人的检阅。“我的主顾中有不少港台客人，也有些老板，其中不乏有眼光的内行。他们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老皮壳’。动过手术的，哪怕很小的一块，他们都看得出来。不过我更喜欢与本市的文化人打交道，他们有眼光，谈价钱也比较爽气，容易沟通。不像有些港台客，买好几万的货，却连几十元也要斤斤计较。”周老板说。

　　从市场情况看，比较好销的是沙发、大餐桌、酒吧台、玻璃柜、银器柜等，十多年前从教堂里流出来的宗教家具因为稀少，也颇受人追捧。

　　有顾客选中了几件老家具，但嫌“皮壳”过于陈旧，要求重新罩一遍清漆。周立民当即拒绝:“我卖的就是‘皮壳’，你要想洗掉那种历经几十年上百年才积起来的那层宝贝，还不如买新仿货。”

　　不少老外也常来淘宝，一买就是一批，装了集装箱往自己国家运，然后再择机脱手，这一来一去可以赚很多钱。

　　周立民指着一只“很生辣”的床边柜说:“在我这里卖价不过三五千元，而在美国，要卖到一万美元。这之间的差价，就是老外到我这里来的理由。”

　　中式老家具可以从全国各地采购到，而西洋老家具货源相对较少。除了周立民的那家，上海虹桥地区还有一家西洋老家具商店，在货源减少的情况下，以新仿西洋老家具为主。还有一家在徐家汇附近，是一个医生开的。据圈内玩家说，那个人甚至有办法弄到老上海商界巨子家中的老货，因为有出处，价钱就开得更高。

　　在斜土路一条弄堂里也有一家。在厂房改建的店堂里，缺胳膊断腿的老家具堆成小山，整修一新的家具则整整齐齐排列着。店主周琴胜、祁林生是一对朋友，他们最早跟周立民干过一阵，摸到门道后就另立山头了。

　　徐家汇花园建成后，在一片绿地中留下原上海唱片公司一幢俗称“小红楼”的老洋房，有关方面准备将它建成一个上海唱片博物馆，但最终成了一家西餐馆兼酒吧，不过关于上海唱片产业的一些历史遗存在这幢楼里得到了保护。前不久，负责装潢的设计师找到这里，一下子也挑了十几件老家具。

　　一些电影电视剧组也常来周老板店里租借老家具作为道具，一借就是一卡车。周老板让我看一份刚刚草签的合同——某电视连续剧组借用60件老家具，为期两个月，租金是3万元。这些老家具在电视剧中完成道具使命后并不影响出售，接下来，还有两个剧组准备拍关于杜月笙、戴笠的电视剧，也要来借家具。

　　西洋老家具的材质以柚木、橡木、桃花心木和椴木为主，也有少量红木，设计精巧，做工考究，花纹繁复，木质纹理犹如牛角，细木镶嵌令人叹为观之。它与中国古典家具的拘谨庄重相比，更让人亲近。这也是老上海青睐它的另一个理由。

　　有一次祁林生将我带到一对椅子面前:“这是桃花心木的，修好后应该卖到1万元。”桃花心木之于西洋家具，就像黄花梨之于中国明清家具。周老板转身指着一个法式酒柜对我说:“这是从山阴路上一位老太太手里花1900元买来的，现在有人愿出8000元，我们不卖。如此风格的老家具现在即使在国外也很少了，它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玩的就是包浆

　　上海西洋老家具发烧友以文化人为主，而且集中于美术界、电影界和收藏界。大约这路人，更着意于西洋老家具的装饰纹样和总体风格，这与他们受西洋艺术的熏陶有关系。有一位电影导演对我说，他在西洋老家具身上看到了一种民主精神，设计上更注重享用者的舒适而不是威严的姿态。这种精神在中式明清家具中很少见。我以为这话多少有点道理。中国人重秩序，要借助家具表达一种官僚和宗族权威及与封建伦理相吻合的空间感，秩序第一，舒适第二。而西方人更强调人人平等，除宫廷家具，一般家具都按平民的社会地位和口味设计打造，甚至在设计意图上也是反权威的。

　　“现在有人在新家具上做旧，以追求时光流逝的效果，可是谁能斗得过时间大师？”沪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漫画家在谈及自己收藏西洋老家具的经历时，很有感触地说，“老家具的包浆是木质、漆面与空气交融的结果，是自然而然、慢慢形成的。每平方厘米上都凝结着前人的生活印记与气息，这是文化的积淀，是可以提供广阔想象空间的细节，技术再老到的工匠也模仿不出时间老人的脚印。所以面对老家具，我深深感谢时间大师的抚摸。”

　　画家最为得意的收有两口圣经柜和两张大床，其中一张法式大床差点被一个台湾人买走，他眼高手快，抢先付了订金。他有点得意地说:“当时那个台湾人对着这张床拍了不少照片，我估计他想回去征求懂行人的意见。而我一眼就看出它的文化价值，那种纹饰和做工，体现了原汁原味的巴洛克风味。”

　　还有一张三面有围栏的柚木床更有意思，类似中国的罗汉床，但它的弯曲栏杆和顶柱表现出现代主义风格，也是模仿铜杆的。因为它来自山阴路一幢日式洋房，画家认为它可能来自日本。在他寓所内，他还让我细察床栏上的几朵伞型花饰和栏板中的扇型装饰，“这应该是大和民族的艺术符号，也是他们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的例证”。

　　据说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里，作为道具，“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它上面休息过。

　　在我登门采访时，他特意提醒我细察一口矮柜上的纹饰，洛可可风格的卷草纹花饰中居然出现了两条龙。“这就是西洋家具制造商极力与中国文化同化的实证，由此认定，它是民国时期的产物，是在中国由中国工匠制造的。从艺术性上说，它可能不高，但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若论发烧的热度，另一个画家王俭更高。

　　在这之前，王俭收藏过陶罐、银锭、钱币、邮票和一些他自认为好玩的西洋艺术品，后来他喜欢上了中国古典家具。这时有一位收藏家朋友跟他说:西洋老家具也很不错，不妨看看。于是他们相约走进沪青平公路边上一间破破烂烂的仓库，里面摆满了准备整修和焕然一新的西洋老家具。王俭从堆积如山的西洋老家具中发现了与中式家具不同的艺术品质。于是，一个柚木壁炉架，连同它的内胆成了他的第一件收藏。

　　在王俭家中的几十件西洋老家具，颜色以深褐色为基调，与窗门和地板的基色一致，好像在几十年前就与这房子一起生成，已经成了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这公寓楼建成不久，但因为室内净高比一般新工房高，又因为王俭善于利用从窗口流泻进来的日光和走廊与每间屋子的关系，将家具放在最能体现它们美感的位置。

　　王俭最满意的是书房里的一张看报台，独块的柚木台面，每道木纹都自然流淌，也仿佛是穿越时空的艺术符号，而桌子的侧板也以简洁的花纹诠释着现代主义风格的神髓。王俭喜欢在上面阅读和写作，所以这张桌子上永远堆放着图书资料。

　　客厅里的一具银器柜也相当精致，现在用来陈列主人从世界各地收罗来的各种艺术品。单门角橱的腿高挑着，橱的边框以繁饰的雕工回忆着手艺时代的辉煌年代。橱顶的花饰，属洛可可风格。还有倚墙而立的半桌，带一只小抽屉，并有六条腿，腿随着桌面而不规则弯曲，纤细而秀美，艺术气质直逼法国宫廷家具。

　　进门处的一对扶手椅置于茶几两边，椅背和扶手构成的那种空间感和稳重感令人想起亨利·摩尔的雕塑《国王与王后》。同时，椅背的花饰也暗示着它们可能来自荷兰，因为我从图案里看到了郁金香的变形。皮沙发转弯处的小茶几，也体现了主人品味，因为它同样有精致得犹如波斯金币的纹饰。

　　在卧室里，主人对一副柚木的床架子相当得意，因为它的完好程度与整个造型得体大方，还有床板花饰中心的精美浮雕，都给人一种静气。特别是在黄昏时分，让暖色的散射光如水般地流进窗台，能让人想象起英国小说中的场景。

　　“经常是这样的，我在西洋老家具商店那里看到一件好东西，付了订金后就放在那里，等适当时候再搬回来。后来再去那里转转，看到更精彩的东西，心思就活了，把原先订下的那件还给老板，再买另一件。”王俭说。

　　还有一家江苏的上市公司，将总部迁到上海，并在南京路买下一幢法式洋房，为修理舞厅里的细木地板，特意从档案馆里查找当年的施工资料，然后派专人到澳大利亚购买。原先楼里的老家具在十年动乱时流散不少，老板也派专人到各家老家具店采购，一件件配齐。为了修复落地窗上的彩色玻璃，工程师一举购下一条正在拆除的弄堂里所有石库门房子的窗子，因为那些窗子上都残留着一些彩色玻璃。许多老洋房正在有文化意识的企业家手下复活往日的神韵风采，一位老板对我说，这比新造一幢楼耗费两倍以上，但对提升企业形象来说是值得的。

　　据了解，随着居住条件改善，以及对老洋房经济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与之配套的老家具有了春风再度的空间，上海的西洋老家具发烧友队伍也在壮大。那些有一定生活阅历和艺术经验的中年人，父辈在那个时代奋斗过，辉煌过，或者踯躅过，沉沦过，多少留下了纷纷落英般美好或苦涩的记忆。作为一种精神滋养，他们从小就对那个时代产生幻想，甚至，在他的童年及少年，就在家里的西洋家具的夹缝中长大成人，桌面或柜子门上还留下他们百无聊赖时刻下的字句与图案。如今，他们刻意要回复彼时彼景，作为一种心理补偿。

　　即使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现在变得生活优裕而且喜爱追逐时尚的上海人也喜欢怀旧。他们的怀旧，是因为上海毕竟有一个值得他们骄傲的过去。它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而是早就深埋在心底了。20年代的风尚，30年代的辉煌，蔷薇处处开，香槟美酒满天飞，这就是上海人文化基因在今天的延续和变异。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种间接的阅读经验，但毕竟是一种精神寄托。以老家具为载体散发出的浓浓的怀旧情绪，不仅比追逐时尚省事省力，还可以笑傲江湖。

　　这，就是西洋老家具再度受宠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西洋老家具

　　过去的一年里，上海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连带着老洋房也一路狂奔，涨到让人看不懂的价位。而老洋房的新主，不是有实力的大企业，就是海归派、娱乐界大腕或私企业老板。为了使老洋房内部环境更具老上海风情，西洋老家具又进入他们的视野。当然，在此之前，不少发烧友已经将西洋老家具纳入视野，所以在这波狂潮前，西洋老家具的价格已经涨了一波。

　　自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西洋家具就随着外国冒险家、银行家、传教士及文化人进入这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并很快得到了上海中产阶层以上人士接纳。在郊外别墅、花园洋房及新式里弄房子里，西洋家具在供人使用的同时，还担当着推广西方艺术观念的使命。故而在半个世纪甚至100多年后的今天，上海的“老克勒”以及他们的后代，在某个场合不经意地与它们邂逅时，情不自禁会激起阵阵感情涟漪。

　　西洋老家具的概念是清晰的:它特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时候从国外引进的家具，也包括外商在上海制作的家具，明显带有欧洲风格，像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各个时期艺术流派的语汇，在这些家具上都留下了鲜明印记，并表现为摄政时期、谢拉顿、维多利亚、安妮女王、帝政时代等等繁复无穷直至叫人犯晕的式样。

上海是一个永远令人向往的地方。
　　
　　上海原本是个滩，而后成了村，成了镇，成了城……终于在二十世纪，上海开始风光起来。眼下的上海似乎充斥了太多的心浮气躁，太多的急功近利，远远不及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远远没那时来得优雅、淑女、精美。或许是我们的“误会”，亦或是我们的“谄媚”，总之是我们的“无奈”。无奈没能在那个时代活着……
　　
　　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戴西，一种单叶的雏菊），不常用的中文名字叫郭婉莹；她的家族来自澳大利亚，创立了永安百货。Daisy留在了新中国，经历了起起落落戏剧化的曲折道路，她是坚强的，是韧性的坚强。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生命，她并没有蔑视她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是一个被逼着天天在家里弹钢琴的美丽小姐，看轻了生来就有的那一切，更没有穷孩子的那种发誓要过上奢侈生活的野心，所以她也可以去挖腥臭的河泥。拿走了她的奢华生活，并不算拿走她全部的生活。
　　
　　不知怎么的，郭家小姐的一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影片《活着》。像她这样的女子，在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新中国，会有多少妒忌和仇恨产生的故事紧紧相随？
　　
　　从前她住在江苏路延安路上有花园的大栋房子，那是她长大的地方。后来她住在定西路棚户区的亭子间；从前她去法国总会吃饭，给侍应生的小费是五元，可以供一家人吃一个月大米。后来她晚上下班路过八仙桥那里的一家小吃店，只能买八分钱的阳春面；从前她被逼着学钢琴，学骑马，学开汽车。后来她有好几年到上海郊县挖鱼塘，手指上所有的关节都走了形……
　　
　　她独自住在上海的一条安静的大弄堂里，以一个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和家庭英文老师的授课费生活，还保留着喝下午茶的习惯。生活朴素，却十分精致。她从不需要海外亲友的资助，直到现在，外国记者采访后回去写了报道说她如今生活靠国外亲友接济，这句话惹得她勃然大怒，她说自己的一生都不吃白食，这是她的光荣和骄傲。
　　
　　她说，要是她一辈子安安静静在延安路上的大房子里度过，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能坦然承受那么多生活里的崩塌，这一辈子，她的生命使她懂得自己原来是坚强的人。
　　
　　Daisy的磨难经历在海外被许久地传说，她也试图撰写回忆录，可是最终放弃了。因为她发现她写下的那些东西仅是抱怨，而她，不喜欢抱怨。
　　
　　她的思想，常常让人想到出身豪门、投身革命的女学生，可是她说大概是因为从小丰衣足食，心气高傲，才有了对自己的信任与尊重。有一天有人拿走了她的房子、车子和钱，可她在心里依旧有自信。但她仅仅是个不那么守富家常规的小姐，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爱美，爱漂亮东西，直到现在，去看望她的人，常常买了外国的点心和巧克力送她，瑞士巧克力是她的最爱。
　　
　　Daisy走过了九十个春秋。最后的黄昏，她自己去上了厕所，自己走回到床边，躺下，几分钟以后，她开始呼吸困难，然后很快地离开。戴西实现了自己一生独立，不要别人照顾的理想，得以安详、干净、体面地谢世。
　　
　　在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以后，戴西轻声地说：“我怎么这么累啊。”